朔州有山有水，是比较理想的人类活动区域，已发掘的峙峪人遗址表明：早在2.8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朔州的先民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峙峪文化即是朔州马文化的起源。

峙峪遗址位于朔城区西北15公里的峙峪村附近，1963年首次发现，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发掘。出土有1块晚期智人的头骨化石；小型石器2万—3万件，均有人工打击的痕迹；动物化石5000多件；石墨装饰品1件；骨制品1件。此外还有一些烧石、烧骨和具有刻画痕迹的骨片。

当时峙峪人的经济生活主要是采集和狩猎。其生活环境比较优越，三面环山，一面是广阔的桑干河平原，中间是丘陵，峙峪河和小泉沟在这里汇流。山上长着茂密的森林，丘陵中灌木丛生，东南方是丰茂的草原，植物丰富，动物成群结队地来草原觅食，河中游鱼万千，这些都为峙峪人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峙峪人单靠采集还不能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狩猎也是其经济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根据已出土的峙峪动物化石判断，峙峪人捕获的动物主要有蒙古野马、野驴、羚羊、马鹿、水牛、披毛犀、斑鬣狗、河套大角鹿等，其中出土最多的哺乳动物化石是野马和野驴，《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指出：

蒙古野马

以牙齿和少数掌、距骨为代表，根据右上第三臼齿计算，总数至少有120个个体。牙齿的马折清楚，其大小也与现生的蒙古野马无明显的差异。

以上《报告》中的内容雄辩地说明，野马是峙峪人集中捕获的猎物，也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观察各类动物的生存状况，更多地掌握了野马等草食动物的生活规律，因而自觉地把狩猎对象朝专业化发展。因而考古界遂称峙峪人为“猎马人”（郭沫若语）；鉴于峙峪人主要生活于黑驼山下峙峪河畔，故我们又称之为“黑驼山下猎马人”或“峙峪河畔猎马人”。

峙峪人在猎取野兽时除了用陷阱、圈栅、火攻、打砸等方法外，还用弓箭进行射杀。这种弓箭就是石镞，石镞是用薄而长的燧石石片制成的，尖端锋利并有初具形状的铤，可以捆绑木杆制成实用的弓箭。弓箭这种先进而精美的细武器的发明，正是峙峪人狩猎水平空前提高的标志。弓箭的发明大大加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肉食来源，而且为家畜饲养或畜牧业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恩格斯在谈到弓箭的作用时指出：“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具有射程远、速度快、命中率高、危险性小等优点。有了弓箭，峙峪人便能捕获更多的猎物。峙峪人的石镞是中国迄今发现较早的石镞。峙峪遗址中还出土有投掷武器——石核。随着大气环境变得干冷，周围的森林、草原植物萎缩，狩猎经济变得格外重要。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成群结队地依靠集体的力量去捕获那些硕大凶猛的食草、食肉类哺乳动物。作为捕获大型动物的石核长期被广泛使用。

狩猎经济的发展，使峙峪人既能得到较多的肉食，又能获取较多的动物皮毛、脂肪、骨、角等必要的生活资料，不仅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峙峪遗址里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石器,这些石器是峙峪人聪明才智的结晶。还出土了不少与皮革加工有关的细石器，表明当时峙峪人已经学会用兽皮缝制衣服，用来御寒和保护自己的身体。从出土的石墨装饰品来看，有钻孔和摩擦的痕迹，既表明峙峪人生产技术的进步，又反映了当时人类的原始审美情趣。数百件骨片的表面，分布着刻画的道痕，表明峙峪人不仅已经掌握了简单的数量概念，而且开始创作原始的雕刻艺术品。在峙峪遗址中,发现有烧骨、烧石和灰烬，说明峙峪人已经长期使用火。峙峪遗址没有像北京猿人遗址那样有堆积如山的灰烬，这又说明峙峪人已经不必要用不断燃烧的方法来保存火种了。可能是受石墨装饰品钻孔、打磨（摩擦）制作技术的启迪，学会了人工取火。恩格斯说：“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火的使用，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生活状态。有了火，人类就能吃到烧烤的食物，既吃得美味香甜，又有利于肠胃消化吸收，不仅增强了人类的体质，而且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本领。

总之，峙峪人对野马等动物生存状况和生活规律的初步观察与掌握，可以说已经是人类驯服野马，使之为人类服役的历史先兆了，这就为中亚家马传入和中国马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历史前提，提供了历史依据，所以，峙峪人的原始马文化事实上构成了中国马文化的历史渊源。